首先，公法对船舶所有权的限制仅限于特定范畴。法律赋予相应国家机关运用公权力划定船舶所有人自由行使权利的空间和范围，体现在对保障船舶航行和人命安全、维护海洋环境和保护海洋资源的规制以及对利用船舶进行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制等，如为保持船舶航行安全而对船舶设施和人员配备的要求，为行使船舶管辖而对船舶国籍取得条件如船舶资本所有、船员雇用的要求，为规范航运市场而对船舶运输者市场准入的要求，为维护公共利益保护海洋环境，而对船舶造成污染提供事先预防和事后惩罚的机制，对运用船舶进行违法犯罪给予制裁等，以公法手段限制船舶所有人对所有权的无度滥用。而私法只能在公法所划定的界限内，发挥其对船舶所有权关系的调整作用，承认每个单独个人是其自己利益的最佳裁判者依自意志行使船舶所有权，决定船舶所有权的转让、变更和抛弃。
其次，公法以其特有方式对船舶所有权进行限制。公法通过公权力对船舶所有权进行限制，遵从公法不得被私人简约所变通的规则，以强制性、单方性和执行性的特有方式发挥在对社会经济关系调整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强调公法优位，在与调整船舶所有权私法规范发生冲突时，排斥私法优先适用。公法意在通过秩序的确立，确保船舶所有人对船舶所有权利用的最大化。而私法则通过权利对船舶所有权运作进行自我操作，强调平等、自由和协商，以权利为核心构建利益分配机制，并在海商法所调整的平等船舶关系领域内排斥公法的干预。
第三，公法以公共利益作为对船舶所有权限制的尺度。公法仅在船舶所有人行使所有权影响和损害公共利益下才对船舶所有权给予限制，甚至剥夺。以公共利益作为衡量因素主要是因为每个社会都面临着分配权利、限定权利范围、使一些权利与其他权利相协调的任务公共利益作为各社会共同体之间的秩序、安全、公正、自由等人类基本的生存价值和制度环境，是社会成员共存共处之所在。在个人权利和公共福利之间创设一种适当的平衡乃是正义的要求，赋予人的自由、平等和安全时应当在最大程度上与公共福利相一致。而私法则保护个体私人利益，其作用是鼓励和维护每个主体在自由空间下运用私权利追求自身最大利益。但当个体权利对公共利益构成破坏时，只有在公法强制下，以公权力制约和限制私权利，才能纠正私权利的滥用，公共利益是公法对船舶所有权限制的合法依据以及公法与私法运行的临界点。但公共利益并非是公法任意限制船舶所有权的借口，船舶所有权只有在行使时危及社会公共利益、才能基于社会利益优于个人利益原则受到公法的制约。
现代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已不再完全径渭分明，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公法和私法在对某些私权领域的调整中呈现着相互渗透态势。尤其是二十世纪中期以后，为克服过多权力干预所带来的政府失灵现象，代之以有限政府的实行，公法在对私权利的限制中开始借助于行政合同或行政指导等非强制性手段，注意合作和协商，公权力固有属性出现了柔性化，并在一些领域中渐次退出对私权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