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舶登记与占有均不具有公信力，而要适用善意取得的信赖保护机制，须不同于一般动产，即只有建立在对登记占有、交付(占有人与前手交易)等多样性表象与客观化事实的注意和调查基础之上，方能确信所有权，判断当事人是否善意。简单误信任一公示方法可彰显真实，可视为此类交易中受让人的重大过失，则善意不足以构成。对特殊动产需结合占有和登记而定，满足善意取得制度中判断取得人是否构成善意，但不能借此推翻特殊动产依交付发生物权变动的结论。
只有在登记和占有所彰显的权属状态一致的情况下，买受人才能被认定为善意，实践中应综合考察权属状态，如果没有进行必要调查而轻信登记或占有单一状态并发生交易，就应推定买受人有重大过失，不符合善意取得的主观要求，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基于“交付生效+登记对抗”模式，特殊动产所有权善意取得中的权利外观应以占有且登记为所有人为准，对单纯的占有或登记的信赖都不足以构成善意。仅通过占有而体现的权利表象通常认为并不足够，如果出卖人与文件显示的所有人不一致，那么存在买受人查证的必要性。买受人不仅应检查标的物的占有使用情况，还应查验登记簿，以确定处分人有权处分的合理确信。因此，船舶区别于一般动产的重要特点在于，非采用一种公示与识别所有权方法，仅对船舶事实上的支配与占有不能创设权利的证明，只有交付(占有)和登记两者结合，受让人的信赖才能获得保护。换言之，将占有和登记作为统一的权利外观予以一体把握，该权利外观与实际权属的一致性较高，具备作为信赖基础的实质正当性。
在船舶占有与登记相一致的基础上，第三人还须进一步调查占有背后的所有权或处分权，核实出卖人与其前手交易中以交付为要件的所有权变动(继受取得)或出卖人持有的基于原始取得的船舶所有权的证明文件等，以确定真正的船舶所有权人。如学者所言，在动产中占有这种公示方式指向权利存在，而交付这种公示方式指向权利变动，占有与占有移转即交付都应作为权利外观受到同等对待，以此，信赖出卖人为所有权人。但对此信赖基础的判断也变得极为复杂，因为在“交付主义”之下，船舶所有权变动的可识别性只有在船舶的实际交付转移过程中才能体现出来，而交付指向的是一个加入了时间要素的动态占有转移过程，不具有持续性为外界所知的属性，对这一已经完成的短暂性事实过程进行调查难度较大，也使得众多潜在的交易第三人为预防损害或风险在交易之前势必要投入相当的成本对这种“交付过程”进行调查，否则就不敢进行交易。由此，增加了第三人达到善意的成本与负担，导致船舶交易成本的提高。
可见善意取得的实质正当性应建立在权利外观与实际权属大体一致的基础上。而要判断“交付主义”下二重买卖第三人是否构成善意，则必须考量以下几点:(1>船舶为出卖人所占有。在船舶已经交付并为第一买受人实际占有的情况下，第三人在法律逻辑上并不能获得所有权，第一买受人接受现实交付能够起到阻止其他人善意取得的可能性。同样，在简易交付和指示交付的情形中，也不可能产生重复买卖占有，此两种交付方式与现实交付均会使出卖人丧失对船舶的占有。(2>出卖人依然登记为所有权人。在第一次买卖中即使采取占有改定交付，如果已经变更登记买受人为所有权人，那么虽然出卖人占有船舶，可以交付于第三人，但第三人具有谨慎查阅船舶所有权登记的义务，国家已经建立起统一的船舶登记制度，如果没有尽到此项义务，那么就存有重大过失，并不构成善意。由于登记公示，先前的交易在公开登记簿上登记也会使“善意”无法成立。特殊动产的所有权登记对于判断受让人是否构成善意有相当重要的作用。(3)如果出卖人所拥有的船舶是通过法律行为继受取得的，那么出卖人与其前手交易获得所有权性质的船舶交付是作为判断出卖人拥有船舶所有权的主要因素，第三人具有一般的注意和调查船舶实际交付过程、船舶交接书等义务。此时，要考虑买受人当时是否查验了出卖人的其他权利凭据，如其与前手买卖合同、发票或其持有的前手的权属证书等。但此项义务限定为出卖人与其前手权利的变动，而不是对权利变动连续性存在的调查。如果出卖人所拥有的船舶是通过事实行为或根据法律规定而原始取得，那么船舶所有权的权属证据、证书或文书等应被纳入第三人的注意和调查义务的范围。(4)第三人对于出卖人与第一买受人的交易不知情。买受人的善意必须是相信出卖人就是所有权人。善意取得就是依据第三人对于前手交易的瑕疵是否知情或者应否知情为标准来确定第三人的权利取得是否应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
善意取得对第三人的保护是以牺牲真正所有权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但这是以第三人承担一定的注意和调查义务为基础的，是基于风险负担的分配和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保护的。在有权处分交易中，通过交付就可以取得船舶所有权;而从无权处分人处买受船舶，虽然有交付但仍然存在不能取得所有权的风险，给第三人施加确认真实权利状态的义务对善意受让人或许存在不公平。实质上，船舶善意取得适用条件的苛刻是对常态下船舶交易的整体限制，买受人认定的“有权处分”需要附加超出一般动产或不动产交易中对权属的注意和调查义务，以避免因单一要素而出现公示性不足的问题。因而，查明船舶出卖人是否具有所有权或处分权限，是带有一定程度上“回归原始交易模式”的特征。换言之，是否应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问题，也就实质转化为科以交易中买受人达到何种程度上的注意和调查所有权义务的问题，因为任何船舶交易都可能存在出卖人无权处分的可能性。当然，这种义务是有限度的，受到善意标准程度的约束，让其承担过度注意和调查义务显然是违背效率原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