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舶登记作为物权变动一种公示方法，在公法上赋予船舶以国籍和相应的权利，并接受该国管辖，在私法上保障船舶登记公信力，在登记对抗模式下，船舶登记之后将当事方之间的船舶物权变动关系公开，使得船舶物权具有对世性和排他胜，从而保障当事人之间的合法权益。
在美国、英国等船舶融资租赁业迅速发展的国家，虽未对船舶融资租赁登记制度作出规定，但是都设有专门的融资租赁登记部门，船舶作为特殊的融资租赁物应进行相应的登记，对保障出租一方及善意第三方权益起到积极地作用。而我国立法上目前在这一方面存在空白的，在实践中采用参照光船租赁登记制度来登记。这对于该行业的发展和出租方、善意第三方的利益保护是无益的。首先，若船舶融资租赁按照光船租赁来登记，则出租方需要担负船舶质量瑕疵担保的责任，对于不参与经营的银行来说风险是增加的。其次，按照光船登记，承租方可因船舶存在缺陷等问题而中止与出租方的租赁关系，向相关部门请求注销登记，因而丧失对抗第三方的效力，此后责任都要由出租方负担。当事人可在合约中约定此时风险的担负状况，不以登记的光租责任承担形式处理，但是登记的证明力要大于合同证据效力，若在诉讼中不能得出与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情形，因而借用光船租赁登记制度不可能很好地包涵所有的船舶融资租赁中当事方的权责。由此，银行须承担光船出租方的相应的责任，风险和相应的成本都有所增大。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以下简称《船舶登记条例》)的规定境外银行以融资租赁出租一方的融资租赁船舶，无权在我国进行船舶相应的登记。此时，该船只能依据银行所在国的法律进行登记，域外银行为保障自身权益，会要求该船申请本国的国籍并进行所有权登记，该船在我国领域内航行，与在我国登记的船舶相比是不存在任何优势。同时国内的承租人通过船舶融资租赁所获得的船舶，因经营受限导致承租人收益不乐观，而影响到承租人向国外的银行支付租金的经济能力。同时相当部分的外资出租人，为了规避上述法律的规定，将船舶登记在承租人名下，使得名义物权与实际物权发生分离，加重承租人即为所有权人的外观表征，为其转卖船舶提供方便。这类纠纷诉至法院，如果银行有充分的证据，则会判决银行享有所有权，如果判决确认的所有权却不能在中国获得登记，将对银行的利益受到损害，同时判决的严肃性也受到影响。因此，对银行来说，这亦是一种潜在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