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thandaraman和Wilson (2001)提出价值创造网络模型，认为价值创造主要取决于三个要素:更优顾客价值、核心能力、相互关系，这三个要素之间动态的互动影响构成了价值创造的全过程，这为我们利用价值网理论分析高端航运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因为高端航运服务业本质上也是一种价值创造的过程。
高端航运服务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是更优顾客价值。高端航运服务业的更优顾客价值主要表现在价值网内企业成员共同为顾客提供优于竞争对手的服务，创造更优顾客价值是高端航运服务业价值网打造竞争优势、参与全球竞争的必备条件，也是高端航运服务企业集群化发展的目标所在，是推动高端航运服务业发展的动力源泉。一方面，为了向航运市场提供优于竞争对手的服务，高端航运服务业价值网必须具备相应的核心能力，而高端航运服务业价值网的核心能力取决于网络成员所拥有的核心能力的类型、水平及组合方式，因而高端航运服务业价值网追逐特定核心能力的要求无形中对价值网成员的类型、数量与相互之间的合作方式做出了限定。成员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则有利于促使各企业充分发挥“能力木桶”的最长板，共同创造更优顾客价值。另一方面，为了创造更优顾客价值，价值网内的高端航运服务企业之间必须建立稳定的关系，联合起来为同一顾客提供不同的服务，这是航运市场需求的多样性决定的。如果价值网内的高端航运服务企业结成战略联盟，建立良好的互信关系，那么企业的外部经营风险将大大降低，企业持续追加投资优化自己核心能力的动机将大大增强，并能促使不同成员的核心能力相互配合与互动，最终创造出更优顾客价值。可见，高端航运服务业的价值网具有自我完善功能，高端航运服务业的发展机理从本质上就表现为其价值网的不断完善。
高端航运服务业发展的外在动力主要是指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政府的政策导向。信息技术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为高端航运服务业价值网中相互关系的建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随着港口的不断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价值网中的节点企业越来越多，节点企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流就成为相互关系建立与发展的关键，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创造更优顾客价值奠定了基础，如运费远期合约等就是在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航运价格指数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递的基础上产生的，其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顾客要求降低市场波动风险的要求。因此，信息技术只是为高端航运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其本身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而政府在高端航运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却不容小觑，世界各国高端航运服务业的发展经验表明，高端航运服务业的形成和发展都与政府创造的良好的政策支持保障体系密切相关。良好的政策保障体系能够促进航运服务企业在一个地区的集聚，这些节点企业是价值网形成的基础;同时，政府也能起到很好的促进节点企业建立相互关系的作用;并且政策导向对于高端航运服务业价值网核心能力的形成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影响，典型的如挪威政府鼓励发展船舶修造、船舶装备、海洋支持与服务等相关产业，协助海洋机构引进新技术和商业模式，从而奠定挪威在船舶修造和近海油气开采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最终引领挪威高端航运服务业走上知识经济驱动型的发展道路。
可见，更优顾客价值与政府的政策导向才是高端航运服务业价值网实现自我完善的主要驱动力量。高端航运服务业的发展既取决于价值网内企业成员追求更优顾客价值的自发行为，也取决于政府为促进港口的整体发展而给予的政策支持，二者共同推动了高端航运服务业价值网的发展与完善。
高端航运服务业价值网的全球化特性越来越明显，即越来越体现为全球价值网。这一过程主要得益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在制造业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分工的全球化及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转移。以伦敦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中心渐渐向生产成本更加低廉的亚洲转移，与此相对应的世界航运中心也随之东移，造就了香港、新加坡等一批新的国际航运中心。然而，虽然随着经济中心的转移航运中心发生着变迁，但是以伦敦为代表的老牌国际航运中心长期以来形成的卓越的知识创造能力、权威的航运信息数据、完善的航运规则却无法被其他的新兴港口所替代，这些国际航运中心的航运服务业特别是高端航运服务业仍创造和保留着重要而独特的世界航运“神经”节点模式，无形地控制着国际航运业，并将高端航运服务业的服务范围不断延伸至世界每一个角落。随着互联网技术与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价值网逐渐突破了地域限制，越来越具有全球化特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伦敦，其成熟的高端航运服务业正是有了信息技术的支持，发布的航运交易数据才能及时地传送到世界各地，创造的航运知识才能在世界范围内无障碍的流动，提供的保险、金融业务才能摆脱地理区位的限制从而服务于全球航运业。正因为如此，在世界航运中心向东转移的大趋势之下，伦敦依然成就了其在高端航运服务业中的霸主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