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成本视角分析，善意取得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受让人获取产权信息的征信成本高于原权利人预防无权处分的成本。在船舶交易中，要求第三人履行调查义务确有助于降低无权处分所带来的法律风险，但此类义务的设定必须保持合理限度，以防对商事效率构成制度性抑制。善意取得制度的核心功能在于平衡交易安全与权利稳定，而非单方面倾斜任何一方利益。若对交易相对人施加过高的注意标准，不仅可能推高交易成本，还可能削弱市场流动性，进而引发负外部性效应，影响航运经济秩序的动态稳定。因此，在实践适用中，应结合具体交易情境，在确保买受人履行必要审查义务的基础上，合理限定其注意义务的边界，使船舶交易在保障物权安全的同时，仍能维持适度的流转自由。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财产权的充分保护同样是维护市场经济运作的基础。审慎界定调查义务的范围，实现风险防控与交易自由的动态平衡，是该制度设计的关键。
成本收益分析作为规则制定者经济理性延伸的分析工具，通过统一的衡量尺度综合评估法律规则或政策可能带来的利弊，并与其他替代性方案进行比较，从而判断哪一方案最有助于实现社会福利的最优化。基于成本一收益分析，合理设定第三人的注意义务不仅有助于降低交易中的社会成本，也能更有效地发挥善意取得制度的功能。市场交易遵循成本最小化原则，要求制度设计能确保社会成本的最优配置，而善意取得制度正是这一原则在财产流转领域的体现。在船舶交易中，交易安全与权利稳定的平衡主要涉及两类核心成本:一是尽职调查成本，二是交易风险成本。尽职调查成本指的是交易相对人为确保产权安全而承担的调查费用，包括查询船舶登记信息、核实所有权凭证、实地检查占有状况等。这些调查措施虽能降低交易风险，但若要求过高，可能导致交易成本激增，从而抑制市场流动性。因此，合理的制度设计应确保第三人的调查成本与交易标的价值相匹配，避免因过高的尽职调查要求导致小额交易丧失经济合理性。例如，在高价值船舶交易中，实施标准化尽职调查程序并要求买方进行严格审查较为合理;而在低价值交易或短期租赁交易中，则应简化调查流程，以免过度苛责第三人，从而保持市场活力。交易风险成本则涉及无权处分可能带来的损失。如果第三人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善意取得的适用可能损害真正权利人的利益;反之，过于宽松的善意取得标准则可能诱发市场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增加无权处分的发生率。因此，法律应通过合理的责任分配机制，引导交易相对人采取适当的调查措施，以降低整体交易风险。该机制的核心在于优化风险分配，使风险落于最有能力以最低成本加以防范的主体，即“谁能以较低成本避免损害，谁就应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
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第三人通常能够通过相对低成本的尽职调查有效防范交易风险，而原权利人若怠于管理其财产或未能及时变更登记，则应承担一定的损失风险。严格的善意判断标准不仅不会损害交易安全，反而能够通过优化风险分配，实现更公平合理的交易秩序。例如，当登记信息与占有状况共同构成完整的权利外观时，第三人的信赖利益理应受到法律保护;但当登记与占有发生分离(如登记未变更但占有己转移)时，若第三人未履行必要的复合审查义务，即可认定其存在重大过失，不应享受善意取得的保护。
因此，通过构建“登记公信力为主、占有推定力为辅”的双重审查体系，不仅能够强化物权的对世效力，还在交易效率与权利稳定之间实现制度上的均衡。这一制度安排既符合成本一收益分析的基本逻辑，又能确保船舶交易的安全性与市场流动性并行不悖，从而促进航运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